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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杯水

    走到阳台,看到天边的云  

    就像昨天丢掉的袜子  

    我把它捡回来,又放回去了  

    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没什么,没什么。”  

    下楼买了杯春天一样的水

    里面没有气泡  

    我一口气喝完  

    觉得有点冷,但不够冷  

    有点甜,但又不像甜 

    路边的树摇晃了一下

    像人犯了个小错  

    但谁会知道呢  

    街上没有人看我  

    就像没有人记得上个星期 

    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家的时候,  

    风有点大,我听见它  

    把门缝里的尘土吹出来  

    感觉自己也像个旧东西  

    不再记得该怎么想你

    可是没关系的

    没关系

  • 在六月的一个午夜散步

    一群雨

    急切地贴近我

    说不停。积水里,满是湿漉漉的银秤砣

    称量这个

    悬而未决的世界

    徐徐撑开夜色庞大的裙摆

    裙摆下,我拖着布满耳际的乌云

    与栀子花相遇——洁白的香味伸出手

    抹开无法凝视的

    这么大一块黑色,不能读取时

    真实

    总是不肯相信的那些轮廓

    或者发生

    或者留下

    或者,脚步继续在雨水中挖洞

  • 《对岸的家事~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在“应该”的牢笼外,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初看《对岸的家事~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这个剧名,让我有些费解。但当我与剧中人一同挣扎、选择、呼吸过后,便领悟到它的精妙与重量——它绝非普通的家长里短,而是在东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坚硬结构下,对**女性自我选择权、主体性如何艰难破土**的一次深刻叩问。

     一个选择回归家庭的全职主妇,一个勇敢休育儿假的父亲,一个在职场与母职间奋力平衡的母亲……故事看似围绕育儿展开,实则剖开了更深的肌理:在无形的“社会期待”面前,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女性,如何定义“我”的存在,如何在“应该如此”的巨大回音里,听见并忠于自己内心微弱的愿景?

     剧尾那位育儿假爸爸的感慨,道出了核心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我们长期处于这样的时代。也许她也是‘应该如此’这种想法的囚徒……‘应该如此’,无论是全职女性、在职女性、单身女性,又或是男性,每个人在做出人生选择时,都有着自己的烦恼和辛苦。我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这个社会能让她们对人生抱有愿景,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

     是的,这“应该如此”,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我们每一个人:

    *   全职妈妈:是传统结构“应该如此”的“模范”,却常被视作现代独立女性“不应该如此”的“倒退者”。

    *   职场妈妈:是平等社会“应该如此”的“旗帜”,却在分身乏术时遭遇“不够职业”或“不够母亲”的“不应该如此”的苛责。

    *   育儿假爸爸:是尊重伴侣、参与育儿的“应该如此”的“新男性”,却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中,显得格格不入,成了某种“不应该如此”的“异类”。

     那么,答案是什么?我凝视剧中人,尤其是女主角的选择。她回归家庭,并非仅仅因为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撑,而是源于一个清醒的自我认知:在“母亲”与“职场人”的双重角色间,她无法做到自认的“好”。于是,她选择将“母亲”作为当下全力以赴的“工作”。*这个选择,在外界看来,或许是主体性的丧失,是向传统角色的“妥协”。

    然而,这部剧的力量恰恰在于此:它让我看见,真正的“主体性”并非在于选择哪条社会定义的“正确”道路,而在于这选择本身是否源于内心的审视与决断,是否带着清醒的痛苦与自觉的承担。

     女主角的选择,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在“家庭主妇”的标签下,她依然在定义自己的价值,守护自己的边界,寻找“我之为我”的意义。这何尝不是一种强大的生存之道?它提醒我:人生的愿景不该被单一的社会脚本所限定。所谓的“应该”,有时只是他人加诸的沉重枷锁。

     我们习惯了看河流夏涨冬冰,就像我们习惯了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陈规,而现实中的我们,是否也习惯了在无形的“应该”中沉默?《对岸的家事》一部娓娓道来的剧,它邀请我思考:“应该如此”的洪流之外,“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图景是什么? 我们能否给予彼此,也给予未来的孩子,一个真正多元、包容、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世界?

    重新审视那些关于“应该”与“不应该”的定论,并在内心深处,为那份属于每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生存之道”,升起一份更深的敬意与可能。

    这,或许才是我们能够抵达内心对岸的舟楫。

  • 春天的遗书(组诗)

    地铁站的玻璃门
    映出我
    和一群候鸟的倒影
    它们飞向北方
    而我走进地下
    春天,一个双向的隧道

    公园长椅上
    一只旧手机震动
    屏幕亮起: “未接来电:去年春天。”
    我按下回拨
    听见风声
    和一朵蒲公英的沉默

    他的货架上
    草莓开始腐烂。它们的红色
    正在进行告别
    我拿起一颗
    放进购物车
    放进时间的棺木

    楼顶的太阳能板
    吸收着阳光
    却无法储存一只蝴蝶飞过的弧
    春天,是光的葬礼
    也是影子的遗书

    孩童们在操场奔跑
    他们的笑声,像一串未解码的数据
    我站在栅栏外
    试图翻译
    却只听见
    一片落樱的二进制

    入夜。城市的灯光
    勾勒一个轮回无法完成的拼图
    我站在窗前
    看见自己
    与之重叠
    春天,是存在的证据
    也是消亡的痕迹

  • 《忘了我记得》那些生存伦理与爱的悖论

    周末看完了台剧《忘了我记得》,没想到刘若英的编导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在暴雨里与父亲的双人舞是陪伴是爱是相依为命的苦与乐,而母亲铺满番茄酱的蛋包饭是离别是爱的主动退出也是爱自己的勇气和抉择

    当蛋包饭上的番茄酱用勺子晕开时,我看见那形成的不规红色漩涡。这个被母亲重复了又重复的动作,最终成为《忘了我记得》最残酷的成长刻度——当女儿能自己切开洋葱而不流泪那天,餐桌对面始终要面对父亲泡了一辈子的泡面。而那些被收集的番茄酱瓶盖,在母亲消失后显露出第二重隐喻:每个凹槽都盛放过她濒临溃堤时的呼吸。 传统家庭剧总在讴歌母亲的牺牲,却对”牺牲”的实质避而不谈。该剧让观众看见一个具体可感的抑郁母亲:凌晨三点摇晃的婴儿背带,玄关迟疑的行李箱滚轮,被女儿哭声切碎的歌唱梦想……离开不是突然的崩溃,而是一个母亲持续失血后的理智选择。当女儿成年后在暴雨中与失智父亲跳舞,脚底碾碎的雨水发出和当年母亲扔落瓶盖同样的声响——有些爱需要退场才能完成自我救赎。

    而剧中三位闺蜜同步的月经周期,被处理成一个小型革命现场。她们在月经会上分享的不止是止痛药,还有职场的痛、产房待产包的物资清单。当其中一人躺在分娩台上抓住闺蜜的手,羊水与经血在叙事中形成闭环:女性情谊的深度不体现在浪漫化的互助,而在于能共享生命最血腥狼狈的现场。那些被经血染红的时间,最终成为了比婚戒更坚固的契约。

    更有意思的处理是律师丈夫西装革履地看脱口秀迷上女主,他迷上这个舞台上解构精英社会的锋利人设,却恐惧真实生活里便利店店员脱口秀演员与律师太太的身份悖论,在合伙人聚会饭桌上不由自主地把女主的职业介绍成银行高管。当女主在深夜替失禁的父亲清洗身体时,已经分居但是还想挽回的丈夫传来简讯: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搬来新加坡和我一起?两个空间在此刻形成微妙互文:现代婚姻的瓦解往往无关原则性错误,而是对伴侣不同人生阶段失去同步的勇气。

    该剧真正颠覆之处,在于接受所有关系的不完整性。小时候女儿要求父亲不要把她送到隔壁邻居的瞬间,失智父亲让女儿不要把他送去养老院的瞬间,当年母亲没教完的蛋包饭课程在她还没有回答女儿疑问就生病去世而断开的瞬间——在爱的领域,从来不存在彻底完成时。就像暴雨中那支重复了几十年的即兴舞蹈,脚步错位比完美编排更接近生活本质。

  • 晾衣

    早起

    抖开衣物,跟着数三下

    水珠儿冷绿

    砂落一轮雾气

    细针手背

    刻印苔藓的斑记。你端详了一会儿,火焰嗖嗖凋零

    括弧往下游

    它卸下原始的抗拒力

    令一切并无不便但敷衍

    “停留像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你屏息,对风敞开皮囊洗净的

    情绪

  • 《东京八平米》:蜗居里的生活哲学

    《东京八平米》读后感

    读完吉井忍的《东京八平米》,很想向朋友安利这本“小而美”的书。

    作者在东京租住的房间仅有八平米,小到放下一张床和书桌后几乎无处转身——没有冰箱、洗衣机,连淋浴间都省去了。但正是这种“不便利”,她是怎么兴致勃勃地生活在其中,怎么把自己的生活延伸到城市的街头和公共空间,那些洗衣店、钱汤、咖啡馆、电影院、小餐厅……,在那里她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人和事情。“因为住得特别小,所以需要走出去”,吉井永真的给我们一个更新的视野和角度。


    一个人的生活,真的一定要孤单吗?一个人怎么玩?能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总能发现身边有意思的东西,然后沉浸其中,这个是读完这本书以后,让我思考最多的地方。


    在吉井永这个八平米的房间里,小面积的不便并没有真正给她带来不舒适,相反,这个极小房间带来的好处不胜枚举。


    首先,便宜,节省下来的钱带来很大的经济上的自由,让作者可以到处旅游,看展,甚至有时候一出门就四五天或一两周,也不用心疼不在东京房子闲置浪费了。然后为房子花费的钱少,也意味着每个月工作不用太多,自由的时间也特别多,这样那些看似有钱有闲才能花费的“娱乐费”就能腾出来了,看展看电影或演出。然后因为要出去洗澡,就在附近的钱汤或者健身房解决,作者因为家附近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健身房,缴月卡以后,她就早上去洗个澡,睡前再去做个瑜伽,身体放松以后再洗个澡,每天如此,身体健康的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加上住在东京最中心的位置,生活基本需求都能在徒步范围内得到解决,其他文化性公共设施(图书馆,书店等等)的交通也非常便利,交通费也非常便宜,随时都可以去看展和看演出。这样就最大化的利用了城市的多功能性和包容性。让自己去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获得各种不同的知识。

    在公共洗衣房等待衣服烘干时,她听着邻座主妇的育儿经;去钱汤泡澡的路上,记下昭和风澡堂的霓虹灯牌;深夜钻进街角咖啡馆写作,和常客们交换东京各区的隐秘故事。八平米像一块磁铁,反而将她吸附到更鲜活的生活现场,这样大大延展了生活的宽度。


    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心里都有自己的“八平米”,怎么从那个空间走出来,也许看了吉井永的《东京八平米》,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最打动我的,是书中对“独居孤独感”的温柔消解。

    当我们在公寓囤积智能家电,吉井忍选择把生活摊开在城市烟火里:筑地市场的早餐店主记得她爱喝的味噌汤浓度,二手书店老板会预留昭和时代旅游指南,连健身房前台都成了分享读书笔记的笔友。原来所谓“家”,不仅是四面墙围合的空间,更是与周遭产生的温暖羁绊。或许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八平米觉醒”——当物质空间收缩,心灵反而能触碰到更广阔的世界。如果你也在寻找生活的新鲜解法,不妨从这本书开始。

  • 小满

    小满 | 俐俐安

    到这儿渐渐把五月
    放下。麦穗儿田野阡陌里预热
    它的主场,蠢蠢欲动
    托着腮
    那一卷又一卷初金
    厚重蓬松
    你新剪了刘海,坐在高处
    看见事件掉出来又转一圈
    再回到它的洞
    奇异地完整
    似乎发生了好多但又什么都看不出
    你笑起来
    眼角褶皱
    那些丢失的部分你已不想
    再找回

  • 数目

    逃出锁孔,来到开阔旷野
    很渴
    要让喉咙里长出新鲜的草

    春天像一个断言者:
    “精神所能创造的,远比手中的事务更活跃”

    对不停分裂增多的数目
    感到厌倦
    才会把自己隐入一片春景

    而整体亦是数目
    它存在于大类,存在于个别
    它是另外一种数目:一种钥匙脱离圆心后
    泛起的铜绿深意

  • 众神之城—墨西哥

    在撕裂与缝合中寻找文明的答案
    ——跟周鼎老师游历墨西哥
    墨西哥城,这座“众神之城”以其五彩的房屋、浓烈的龙舌兰酒香气和震撼的亡灵节庆典,向我展示着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承载着多重文明记忆的容器,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不同文明相遇时,该如何面对那被撕裂的记忆,又该如何在碎片中寻找自我认同?
    墨西哥城的文明记忆始于奥尔梅克文明的巨型石雕,经由特奥提瓦坎文明的太阳金字塔,最终在阿兹特克帝国的特诺奇蒂特兰城达到巅峰。阿兹特克人将城市视为宇宙中心的精神世界观,通过金字塔式的建筑结构和漂浮的农田得以具象化。在他们的宇宙观中,”死、暴力、牺牲是文明的日常”,这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预示了后来亡灵节文化的深层心理基础。当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率领军队摧毁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不仅是一个帝国的覆灭,更是一种宇宙观的崩塌。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神庙的废墟上建立主教座堂,抽干湖泊,用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覆盖原有的文明景观,这种空间上的置换象征着记忆的暴力性替代。正如三文化广场纪念碑上所写:”这既非胜利,亦非失败。这是今日墨西哥这一混血民族痛苦的开端。”殖民者的建筑成为覆盖在被征服文明之上的新记忆层,而墨西哥城则成为记忆叠加的物理载体。
    面对撕裂时,墨西哥人通过艺术与节日来重构记忆。亡灵节只有百年历史,却凝聚了墨西哥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波莎达笔下插满鲜花的骷髅头,将死亡转化为可以被调侃被亲近的对象。”生的对立面不是死亡,是遗忘”这一理念,使得墨西哥人能够以幽默自嘲的方式面对创伤。这种态度与成都人多么相似。迭戈·里维拉的壁画将宗教与政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艺术宫中创作的《宇宙税务员》等作品,是对文明冲突的视觉化诠释。国立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成为保存和重构记忆的重要场所,它们不是简单地陈列而是积极地参与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这种实践表明,当官方历史被殖民者书写时,民间通过艺术创造了自己的记忆版本。
    当代墨西哥城在进行着更为复杂的重构。改革大道上未来主义的乐透大厦与革命纪念塔的苏联美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阿马哈克少女像替代哥伦布雕像的女权主义实践,展示了记忆重构中的权力更迭;
    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句”可我,现在只有沉默:又能将谁叙说?”道出了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追问更是一针见血:”我们该忠于谁?忠于我们的西班牙父亲?还是我们的阿兹特克和玛雅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