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散记

初看《对岸的家事~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这个剧名，让我有些费解。但当我与剧中人一同挣扎、选择、呼吸过后，便领悟到它的精妙与重量——它绝非普通的家长里短，而是在东亚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坚硬结构下，对**女性自我选择权、主体性如何艰难破土**的一次深刻叩问。

 一个选择回归家庭的全职主妇，一个勇敢休育儿假的父亲，一个在职场与母职间奋力平衡的母亲……故事看似围绕育儿展开，实则剖开了更深的肌理：在无形的“社会期待”面前，每一个个体，尤其是女性，如何定义“我”的存在，如何在“应该如此”的巨大回音里，听见并忠于自己内心微弱的愿景？

 剧尾那位育儿假爸爸的感慨，道出了核心的困境：

“男主外，女主内，我们长期处于这样的时代。也许她也是‘应该如此’这种想法的囚徒……‘应该如此’，无论是全职女性、在职女性、单身女性，又或是男性，每个人在做出人生选择时，都有着自己的烦恼和辛苦。我希望孩子们长大以后，这个社会能让她们对人生抱有愿景，能用自己的方式生活。”

 是的，这“应该如此”，就像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我们每一个人：

*   全职妈妈：是传统结构“应该如此”的“模范”，却常被视作现代独立女性“不应该如此”的“倒退者”。

*   职场妈妈：是平等社会“应该如此”的“旗帜”，却在分身乏术时遭遇“不够职业”或“不够母亲”的“不应该如此”的苛责。

*   育儿假爸爸：是尊重伴侣、参与育儿的“应该如此”的“新男性”，却在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中，显得格格不入，成了某种“不应该如此”的“异类”。

 那么，答案是什么？我凝视剧中人，尤其是女主角的选择。她回归家庭，并非仅仅因为丈夫的收入足以支撑，而是源于一个清醒的自我认知：在“母亲”与“职场人”的双重角色间，她无法做到自认的“好”。于是，她选择将“母亲”作为当下全力以赴的“工作”。*这个选择，在外界看来，或许是主体性的丧失，是向传统角色的“妥协”。

然而，这部剧的力量恰恰在于此：它让我看见，真正的“主体性”并非在于选择哪条社会定义的“正确”道路，而在于这选择本身是否源于内心的审视与决断，是否带着清醒的痛苦与自觉的承担。

 女主角的选择，不是逃避，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在“家庭主妇”的标签下，她依然在定义自己的价值，守护自己的边界，寻找“我之为我”的意义。这何尝不是一种强大的生存之道？它提醒我：人生的愿景不该被单一的社会脚本所限定。所谓的“应该”，有时只是他人加诸的沉重枷锁。

 我们习惯了看河流夏涨冬冰，就像我们习惯了那些关于性别角色的陈规，而现实中的我们，是否也习惯了在无形的“应该”中沉默？《对岸的家事》一部娓娓道来的剧，它邀请我思考：在“应该如此”的洪流之外，“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图景是什么？ 我们能否给予彼此，也给予未来的孩子，一个真正多元、包容、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世界？

重新审视那些关于“应该”与“不应该”的定论，并在内心深处，为那份属于每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生存之道”，升起一份更深的敬意与可能。

这，或许才是我们能够抵达内心对岸的舟楫。

周末看完了台剧《忘了我记得》，没想到刘若英的编导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

在暴雨里与父亲的双人舞是陪伴是爱是相依为命的苦与乐，而母亲铺满番茄酱的蛋包饭是离别是爱的主动退出也是爱自己的勇气和抉择

当蛋包饭上的番茄酱用勺子晕开时，我看见那形成的不规红色漩涡。这个被母亲重复了又重复的动作，最终成为《忘了我记得》最残酷的成长刻度——当女儿能自己切开洋葱而不流泪那天，餐桌对面始终要面对父亲泡了一辈子的泡面。而那些被收集的番茄酱瓶盖，在母亲消失后显露出第二重隐喻：每个凹槽都盛放过她濒临溃堤时的呼吸。 传统家庭剧总在讴歌母亲的牺牲，却对”牺牲”的实质避而不谈。该剧让观众看见一个具体可感的抑郁母亲：凌晨三点摇晃的婴儿背带，玄关迟疑的行李箱滚轮，被女儿哭声切碎的歌唱梦想……离开不是突然的崩溃，而是一个母亲持续失血后的理智选择。当女儿成年后在暴雨中与失智父亲跳舞，脚底碾碎的雨水发出和当年母亲扔落瓶盖同样的声响——有些爱需要退场才能完成自我救赎。

而剧中三位闺蜜同步的月经周期，被处理成一个小型革命现场。她们在月经会上分享的不止是止痛药，还有职场的痛、产房待产包的物资清单。当其中一人躺在分娩台上抓住闺蜜的手，羊水与经血在叙事中形成闭环：女性情谊的深度不体现在浪漫化的互助，而在于能共享生命最血腥狼狈的现场。那些被经血染红的时间，最终成为了比婚戒更坚固的契约。

更有意思的处理是律师丈夫西装革履地看脱口秀迷上女主，他迷上这个舞台上解构精英社会的锋利人设，却恐惧真实生活里便利店店员脱口秀演员与律师太太的身份悖论，在合伙人聚会饭桌上不由自主地把女主的职业介绍成银行高管。当女主在深夜替失禁的父亲清洗身体时，已经分居但是还想挽回的丈夫传来简讯：你是不是考虑一下搬来新加坡和我一起？两个空间在此刻形成微妙互文：现代婚姻的瓦解往往无关原则性错误，而是对伴侣不同人生阶段失去同步的勇气。

该剧真正颠覆之处，在于接受所有关系的不完整性。小时候女儿要求父亲不要把她送到隔壁邻居的瞬间，失智父亲让女儿不要把他送去养老院的瞬间，当年母亲没教完的蛋包饭课程在她还没有回答女儿疑问就生病去世而断开的瞬间——在爱的领域，从来不存在彻底完成时。就像暴雨中那支重复了几十年的即兴舞蹈，脚步错位比完美编排更接近生活本质。

在撕裂与缝合中寻找文明的答案
——跟周鼎老师游历墨西哥
墨西哥城，这座“众神之城”以其五彩的房屋、浓烈的龙舌兰酒香气和震撼的亡灵节庆典，向我展示着一个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它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个承载着多重文明记忆的容器，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当不同文明相遇时，该如何面对那被撕裂的记忆，又该如何在碎片中寻找自我认同？
墨西哥城的文明记忆始于奥尔梅克文明的巨型石雕，经由特奥提瓦坎文明的太阳金字塔，最终在阿兹特克帝国的特诺奇蒂特兰城达到巅峰。阿兹特克人将城市视为宇宙中心的精神世界观，通过金字塔式的建筑结构和漂浮的农田得以具象化。在他们的宇宙观中，”死、暴力、牺牲是文明的日常”，这种对死亡的独特理解预示了后来亡灵节文化的深层心理基础。当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率领军队摧毁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不仅是一个帝国的覆灭，更是一种宇宙观的崩塌。西班牙人在阿兹特克神庙的废墟上建立主教座堂，抽干湖泊，用巴洛克风格的建筑覆盖原有的文明景观，这种空间上的置换象征着记忆的暴力性替代。正如三文化广场纪念碑上所写：”这既非胜利，亦非失败。这是今日墨西哥这一混血民族痛苦的开端。”殖民者的建筑成为覆盖在被征服文明之上的新记忆层，而墨西哥城则成为记忆叠加的物理载体。
面对撕裂时，墨西哥人通过艺术与节日来重构记忆。亡灵节只有百年历史，却凝聚了墨西哥人对死亡的独特理解。波莎达笔下插满鲜花的骷髅头，将死亡转化为可以被调侃被亲近的对象。”生的对立面不是死亡，是遗忘”这一理念，使得墨西哥人能够以幽默自嘲的方式面对创伤。这种态度与成都人多么相似。迭戈·里维拉的壁画将宗教与政治、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艺术宫中创作的《宇宙税务员》等作品，是对文明冲突的视觉化诠释。国立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成为保存和重构记忆的重要场所，它们不是简单地陈列而是积极地参与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这种实践表明，当官方历史被殖民者书写时，民间通过艺术创造了自己的记忆版本。
当代墨西哥城在进行着更为复杂的重构。改革大道上未来主义的乐透大厦与革命纪念塔的苏联美学风格形成鲜明对比；阿马哈克少女像替代哥伦布雕像的女权主义实践，展示了记忆重构中的权力更迭；
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句”可我，现在只有沉默：又能将谁叙说？”道出了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卡洛斯·富恩特斯的追问更是一针见血：”我们该忠于谁？忠于我们的西班牙父亲？还是我们的阿兹特克和玛雅母亲？”

———跟着周鼎老师神游之纽约city

梁启超站在曼哈顿的高楼下仰望，看见33层的”地顶”住着文明人，地底则蜷缩着”野蛮人”。这座垂直分层的城市，以钢铁与玻璃的几何形态将人类文明的悖论凝固成建筑诗篇。纽约，这座无限之城，是无数矛盾的叠影——自由女神照耀下的埃利斯岛移民羁押所，三一教堂哥特尖顶旁证交所的电子屏闪烁。文明与野蛮、财富与贫困、记忆与遗忘，在这里共存。

纽约的垂直性构成了一部空间化的文明史。从荷兰人用24美元”购买”曼哈顿开始，就不断在层累中自我否定。伍尔沃斯大厦的哥特尖顶嘲讽着欧亨利的预言，而熨斗大厦的锐角则撕裂了穿过城市的大风。梁启超看到的”鸽子笼”如今演变为玻璃幕墙后的资本圣殿，但拥挤感从未改变，不过从物理空间转移到了社会维度。大都会博物馆里的希腊雕塑与非洲面具，在灯光下形成诡异的对话，暗示这座”熔炉”始终未能消化的文明硬块。

纽约的悖论在于，它既是记忆的守护者又是遗忘的专家。炮台公园的古老防御工事与911纪念馆的”倒影虚空”相隔不过千米，却代表了两种的纪念政治。三角制衣厂火灾纪念碑上的146个名字，与切尔西市场里嬉笑的游客形成对比——前者要求铭记苦难，后者则宣告创伤的时尚化转译。铸铁历史街区的保护铭牌与叠叠乐大楼的前卫线条争夺着城市的天际线定义权，这种争夺就是纽约式存在主义戏剧。如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的，纽约的”不洁、不均、不仁”不是文明的缺陷，而是文明本身的阴影部分。

在布鲁克林大桥钢索上，我们看到了纽约最本质的隐喻。这座由父子两代完成的建筑，连接的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时间维度上的纽约——从荷兰人的毛皮交易站到今天的全球金融中枢。桥上的行人来来往往，如同城市记忆的神经元形成又断裂。梁启超当年感叹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规律，在算法时代演变为更隐蔽的数字鸿沟。当无畏女孩凝视华尔街铜牛时，她面对的不仅是性别不平等，更是整个文明体系的根本矛盾：那些创造了自由女神像的双手，同样签署过排华法案；那些设计中央公园的头脑，也曾规划种族隔离的住宅区。

但纽约的伟大不在于它解决了这些悖论，而在于它让所有矛盾都保持可见。在这座城市里，汉密尔顿的墓碑与比特币广告牌共享同一片天空，移民博物馆的档案与硅谷新贵的孵化器隔街相望。每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地质层般的文化沉积，却无人能宣称自己是最终的胜利者。也许真正的”无限之城”并非指空间的延展，而是指其容纳对立面的无限能力。

季风转折处的贝壳

——跟着周鼎老师神游奇迹之城新加坡

不知不觉，最后一站，我们跟着周鼎老师一起来到了新加坡。

季风掠过马六甲海峡，会在这个贝壳状的岛屿稍作停留。赤道的阳光穿透椰林，在斯里希瓦南庙的铜铃与福海禅寺的飞檐间投下斑斓光影—-新加坡始终是一枚季风转折处的贝壳，在历史浪潮中吞吐着来自世界的漂流物。

芽笼的霓虹与达士岭的摩天楼一起构成这座城市的发展。为殖民者建造而留下的黑白屋在凤凰木下斑驳，如同遗落的贝壳空腔，而填海造陆的轰鸣声里，新生土地正长出钢筋水泥的建筑。甘地的骨灰与英军投降书共享同一片海湾，拿督公神龛与十字架在街头转角相遇……这座岛屿用最务实的方式将历史的残片打磨成璀璨的珍珠——洛阳大伯公庙里，三十三尊神像共享香火，多元信仰在此达成某种精妙的力学平衡。

李光耀栽下的雨树遮天蔽日，把花园城市的概念浇灌成钢筋丛林里的绿洲。市政厅前的五尊莱佛士雕像凝固了各族群仰望的姿态，而芳林公园的演讲角空旷或暗流涌动。这座用填海砂石与印度囚犯血汗浇筑的城邦，既虔诚供奉着妈祖与湿婆，又在樟宜机场用免费餐饮与空姐编织消费主义神话。当虎豹别墅的阎罗殿与亚美尼亚教堂的彩窗隔街相望，那种荒诞的真实感油然而生：所有多元族群都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栖身之所。

潮水退去时，贝壳内壁的虹彩愈加清晰。这座用危机感粘合的移民之城，将季风带来的每粒砂砾都转化成生存的智慧。从驳船码头飘来的咸腥海风里，新加坡也许正在续写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寓言：所有漂流者都宣称自己是过客，其实他们都在这里成就着自己理想中的归属。